王殿儒：点“铁”成金筑“长城”

  26年前，为将钛金技术造福于民，他毅然决然辞去公职，从此坚定不移地开拓中国钛金发展之路；推广之路，坎坷起伏。然而，数十年间，他的钛金之术传遍神州大地，中国钛金赶超美日，鼎立世界早已不是神话。他，就是长城钛金董事长王殿儒。

  创业，亦创人生之迹;守业，亦守人之品德。几十载逝去，这位中国钛金技术创始人得到的不仅是财富，更有来自朋友，甚至“敌人”的尊敬与爱戴。

  扪心自问，无愧于心。如今，他已七十有八。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酬壮志，安心矣

  5月的北京透着淡淡的夏日气息。北京海淀北清路的尽头座落着一片宁静的小村庄，午后的阳光让这里的田园风光更加旖旎。但是，这样的风景并没有吸引住一位年近八旬老人的目光。

  此时此刻，他将全部精力都放了一排排机器设备上，他身边还有五六位技术人员，有的在忙着检查设备的线路，有的忙着对部件来安装、查看设计图纸。这位老人站在一旁，目光炯炯地观察着。

  “6月份，一台机组将出口印度市场。”这位银发老人说，“曾经的印度市场，将我们中国品牌拒之门外。那时，在他们的心目中，美国货都是NO.1，中国货是入不了他们的法眼的。可是现在，美国人从印度市场打包回家了。印度客户深深地明白一个道理，中国长城，Great！”

  说这番线岁的北京长城钛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殿儒教授。王殿儒已银发满头，却精神矍铄，却步伐矫健，时而与技术人员一同查看图纸，时而现场指点安装。谁说廉颇老矣？

  “在中关村第一批创业者中，我现在已是他们的老大哥了年龄最大。很多当初在中关村同时期开始创业的人都已退休赋闲，膝下弄孙。而我，还在继续战斗。”王殿儒话锋一转，“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创立的公司能够活到如今的，数量并不多。长城钛金是中关村创业时间最长的企业之一。我想要长城钛金成为百年老字号。下一步，长城钛金要怎么发展，是我最大的责任，也是当前企业最重要的问题。”

  这一问题，王殿儒思索了许久。今年春节前夕，他曾致信、海淀区委书记赵凤桐。“在信中，我将长城钛金最近立项的三大课题向凤桐同志汇报。这三大课题有电子枪、金属带材表面处理等，皆属于十二五规划期间待重点发展的项目。但是三大题目涉及面广且有相当难度，并非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之力就能解决。需要联合其他技术力量共同完成。”他更期待这些课题能够从国家层面获得支持，“三大课题的进展关系着长城钛金的未来。”

  说到这里，王殿儒欲言又止。长城钛金，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怎么将长城钛金继续发扬光大，怎样将长城钛金做成百年品牌，这都是复杂的话题。一时间，王殿儒万端思绪飞扬，回想当年，创长城钛金，一路走来，坎坷不断，探索不息。

  1979年冬，神州大地一片萧萧冬意。此时，文革已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我们都感到有一种万事万物新兴待发的劲头，在中关村总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却像春风一般，吹进人们的心坎里。”

  遥想当年，王殿儒正值四十壮年。195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留学前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并于1962年与另外5人一同学成归国。回国后，中国科学院与国防部都想吸纳这些人才，纷争不下，最后由时任国防五院院长兼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所长钱学森拍板：3人去科学院，另外3人去国防部五院。

  于是，王殿儒被分配到中科院力学研究所，从事与“两弹一星”相关的工作。“刚到力学所的那几年，我就在所属领域里做出了一些发明创造。”可是，文革来了，科研发展的脚步放缓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大家的心又都活了起来。”

  文革结束后，科技为经济建设服务，关注民生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国家提出民十六字方针，提倡军用转民用，服务人民；关注民生更具体的体现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轻工三大件全党全民都要关心。”

  尽管当时身处崇高的科学殿堂，国家关注民生的号召却深深地感染了这科研人员。1979年冬，3位来自北京手表厂的访客给力学研究所带来了一道难题。正是这道难题，让王殿儒开启了自己的钛金人生路。

  “我还记得，当我接到力学研究所领导的安排后，在当时力学所办公楼的一层见到了这3位风尘仆仆的来访者。”王殿儒说，手表厂的技术人员说，日本人使用一种名为等离子体的技术镀出了一种永不磨损的金黄色表壳，这一技术中国没有。他们想了解什么是等离子体技术？又怎么能将手表壳变成金色？

  “我在前苏联动力学院留学时，学习的就是等离子体专业。回国在力学研究所从事的也是等离子体方面的研究工作。而北京手表厂3位来访者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使用等离子体技术对手表壳表明上进行处理的技术。”于是，王殿儒尝试着向3位访客介绍等离子体技术。“物体一共有四种状态，固态、液态、气体，第四种状体就是等离子体”可是，3位访客越听越糊涂：什么是等离子体？

  光凭一张嘴讲是讲不通了。于是王殿儒决定，打报告申请从军品实验室调入民品实验室，帮北京手表厂尝试着做样品。“从军品实验室到民品实验室，并不是一件小事。可是，当我看到北京手表厂技术人员那不惑的神情，再想到国家不断地强调全党全民都关心轻工三大件的精神，我还是毅然决定试一试。”

  调换实验的报告被批准了，力学所同时还将一间位于地下室的研究室交给他做研究之用。“我没日没夜地实验着，就是想把表壳镀成金黄的颜色，可总是失败。”孜孜不倦的王殿儒非常努力地实验着，“不知道到底实验了多少次，终于成功了！手表壳的表面终于被镀成金黄色！”说起30多年前成功的那一瞬间，王殿儒依然掩饰不住喜悦。

  由中国人自己镀膜的黄金手表壳问世了。福兮？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关注民生，关注轻工三大件，这自然是件好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依然实行计划经济，百姓购买商品，尤其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仅有钱是买不到的，还必须有指标凭票购买。如果将此项技术推广，运用等离子体镀膜技术将手表壳镀金，这既是造福于民，更是科技与应用、科技与民生的一次完美结合。

  祸兮！对于王殿儒本人而言，这一研究并没有为他带来更多掌声。这一成果在力学所的确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而人们却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王殿儒做得对，应该获得支持；而另一派则持否定态度，认为他的研究成果不值一提。“原来没有突出成绩的时候，没人理你；出了成绩，你却被置于非议的漩涡中。”就这样，提职加薪的时候，只要有一丝分歧，王殿儒就被排除在外。“你是拔尖的人物，你比别人付出更多，却没办法得到公正的待遇。”

  被边缘化也罢，加薪提职无门也罢，王殿儒不争不求，因为研发出来的技术是实实在在地摆在众人眼前的。“要开技术鉴定会，最后由力学所相关领导出面，与北京科协一同组织了那场技术鉴定会，地址选择在北京科协礼堂。试问，怎样份量的技术才能在科协礼堂举办鉴定会呢？”在那次鉴定会上，王殿儒做出了100只镀黄金颜色的手表壳，并由北京手表厂组装。中国第一批镀金手表诞生在中关村。

  然而，越是想离开漩涡的中心，就越是无法逃脱。1981年8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点“铁”成金科技就是生产力》的文章，再次将王殿儒推到两派之争的中心。在当时，“科技就是生产力”是一句极其超前的评论。尽管文革之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一直上升，但是“臭老九”的观点依然存在；要说生产力，更多的人认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农业与工业才有资格被称为生产力。

  这篇文章的刊发，“让力学研究所炸开了锅。”力学所内部两大派吵得不可开交：一派说，点铁成金，有这个词吗？中国大辞典上都没有！只有“点石成金”这个成语！为了美化王殿儒，连成语都给改了；而另一派也不示弱：这项技术被《人民日报》采写，可真是一件大好事！于是，另一派马上反攻：生产出这样一块手表来要卖多少钱？人民享受得了吗？

  “从我第一天向领导打报告调离军品实验室起，就决定若能够实现等离子体镀膜技术，那么一定要将它推广出去造福于民。可是，两大派你一句我一句，我看着他们纷争不休，心中很不是滋味。”面对这样的场景，王殿儒说了一句让两大派都震惊的话“你们无知”。随后，他愤然离场。

  “从我下定决心进行等离子体镀膜技术摸索的时候，我的人生就已经和科技改革联系在了一起；技术推广正无路的时候，我却成为非议的中心。当我说出你们无知4个字之后，离开力学所、推广钛金技术的种子就这样埋下了。”王殿儒说。此后，他找到时任电工所所长的杨昌琪，杨与他同样都曾是留苏生，“杨昌琪对我非常信任，他鼓励我在电工所推广钛金技术。”于是，王殿儒离开了力学所，成为中科院电工所的一名研究实习员。

  尽管推广之初无路可寻，但是王殿儒没放弃任何一次推广钛金的机会。他曾奔走在当时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也曾飞越大洋寻找差距；他始终坚定地将钛金之路走到底。

  1981年，区德士任力学研究所副所长职务。这位新来的副所长非常看好等离子体镀膜技术，“更重要的是，区副所长对于改革开放的理解要先于其他一些人。”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办公司、技术推广、科技改革这些新鲜事物刺激着中关村人。区德士发现等离子体镀膜技术的推广并不顺利，于是，几次为王殿儒出谋划策。“他建议我到深圳去寻找推广的机会。他的爱人是当时航空部的一位处长，夫妻二人对深圳特区的印象极深。”当时，航天部在深圳成立了顶级规模的科技群体公司中国航空技术开发公司深圳工贸公司，即现中国航空开发总公司深圳工贸公司。

  正愁无路可走时，区德士为王殿儒指出了这样一条路。一心推广钛金的王殿儒与区副所长一拍即合。1982年，他们二人一同奔赴深圳。

  在和区德士一同飞往深圳行程中，飞行出了严重的飞行事故，“飞机在白云机场降落时，遭遇大雨，飞机一侧撞在了旁边的烟囱上，机体外层的底部被严重破坏。我当时坐在飞机中部即机翼附近，亲眼看见飞机一个副翼被打掉了。”尽管如此，机上乘客们都认为飞机即将降落了，并无大碍。

  结果大雨导致飞机无法降落，只得再次抬升，飞到附近的桂林机场降落。从飞机上下来，大家才发现，如果刚才的撞击力度再大一点，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简直就是分毫之间！幸好当时没有送命，否则哪里有现在的长城钛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调侃道。

  几经波折，王殿儒与区德士于次日到达了深圳。经过区德士与其爱人牵线搭桥，王殿儒与中航技深圳工业工贸公司合作办公司推广钛金技术进展不错。中航技提出，“王殿儒出技术，他们再去联合一些内地企业，大家一起合作推广钛金技术。”于是，由中航技公司牵线，西安飞机发动机厂（即430厂）加盟，成立新公司深圳美图公司来运作钛金技术的推广。其中，王殿儒作为技术拥有者占有公司20%的股份。

  “那时，似乎看到一点希望。毕竟你的技术被认可，有一个可推广的载体。”然而，这一次正规的推广却以失败告终。“相比推广而言，出资方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比如技术人需要购买材料，而出资方却表示，还没产出像样的产品，怎么就要花钱买东西？由此我总结出一条经验：技术拥有者不掌握资金，就不能掌握主动权。”深圳之行就此告终。

  王殿儒非常有韧性，再加上他看到，当时的中关村已经不断有公司涌现出来，如陈春先、王洪德等人已经逐步下海摸索科技改革之路，他推广钛金技术的决心更加坚定。时间一晃，就到1985年。王殿儒依然在探索钛金技术的推广之路。当年1月，一家福建企业邀请王殿儒作为顾问到日本协助设备采购。

  “自从留学回国之后，我再也没出去过。对于发达的日美国家，我急切地想去看看，他们的社会经济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钛金技术在这些发达国家又是怎样的发展形态趋势？“没想到，出国的事儿也是一波三折。电工所管理人事关系的人死活不肯为王殿儒盖章办理出国手续。

  面对一次次的受阻与不公，王殿儒做出了人生的另一个重大决定：辞去公职，离开电工所。他找到老朋友杨昌琪说：“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请让我1天之内离开电工所。”

  这是1985年春节之前发生的事情。自此之后，王殿儒干干净净地辞去公职，不再是中科院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如此境遇，似乎是王殿儒人生中早已注定要经历的一道坎儿在力学所成为非议人物时，在推广的过程中不断受制于人时，这些经历都昭示着要推广自己的技术，技术拥有者必须跳出体制的牢笼，必须自己当家做主；而面对如此境遇，王殿儒心中又不断泛起波澜：我是党与国家培养出来的科学技术人才，留苏、回国搞“两弹一星”相关研发，如今辞去公职，我做得对吗？将来的推广之路，能实现我报效祖国的愿望吗？既已选择，再无回头之路。那么，自己只能做一名钛金之路上披荆斩棘的战士，向前，向前！

  1985年初春，王殿儒从日本回到国内，准备在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中际技术开发总公司的麾下开创自己的钛金事业。可是，推广之路还没有来得及迈出第一步，国务院开始清理整顿公司，规定政府机关一律不能办公司。就这样，由《光明日报》社牵头成立的中际技术开发总公司被关闭了。

  “一下子，我成了一个没有工作单位、没有经济来源的人。我该怎么去办？我的钛金事业又该怎么去办？”似乎，王殿儒的人生跌入了谷底。

  一扇窗关上了，可一扇门却打开了。王殿儒家乡的亲人们东借西凑，为他筹到了18万元的启动资金。

  1985年秋天，王殿儒在家乡河北遵化县的工商局注册了“遵化钛金厂”，而在对外业务上，他则以“北京长城钛金技术联合开发公司”的名义，在北京开始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钛金创业之路。

  这一次，钛金技术终于得以发扬得以推广！在第一台等离子镀膜机产品鉴定会上，这台产品获得了与会的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谈镐生，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等人的极高评价；不仅如此，这台产品现场就被客户以10万元的价格订购。“在那一刻，我激动万分。这条路选对了！”王殿儒说。

  可是，北京长城钛金技术联合开发公司没有主管单位，没办法取得在北京海淀区的法定经营权。“产品一台台地生产着，业务一点点地发展着，可这样的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谁能支持我们发展，做我们的主管单位呢？”

  王殿儒四处奔波寻求帮助，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爱人找到时任北京理工大学校长朱鹤荪，他听说我们创业的事情后，很高兴地说欢迎你为国家的改革开放作出贡献！于是，北京理工大学成为了我们的主管单位。”

  回想长城钛金在创业的道路上获得的帮助，王殿儒始终心存感激。“北京理工大学对长城钛金的发展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我无以为报，于是对朱鹤荪说，把我名下的股份全部转给北京理工大学。”从此以后，北京长城钛金联合开发公司成为北京海淀区一家正规经营的企业。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长城钛金发展得如火如荼。1989年，不仅国内生意火爆，长城钛金的国际订单也源源不断，等离子镀膜机以30万美元的价格出口欧美、日本等国家。“这是当时中关村国产品牌产品出口单价最高的产品。”

  1989年，王殿儒与等离子体镀膜技术再度登上《人民日报》。这一次，又成就了一段传奇故事。

  “一位美籍犹太人看到这篇文章，他带着一位科学家万里迢迢从美国赶过来测试机器，打算买一台带回美国。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国内刚刚兴起大哥大手机，我带着美国客商游玩长城，用大哥大打电话回工厂询问产品测试情况。”这些情景犹在眼前，王殿儒说，“工作人员说，王教授你放心，测试非常成功！”

  就这样，犹太人心满意足地带着产品回国了，但是他却要求王殿儒不得再与美国其他客商合作。“我答应了这一条款。可是没过多久，中国驻美国芝加哥的总领事看到这篇文章，他向当地极具名望的唐仲英先生推荐了我的技术。而唐仲英也非常感兴趣，力邀我到美国走一趟，商议发展之事。”

  王殿儒只能据实相告，自己已经签署合约，不得再与他人合作。“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唐先生再次联系我，说王教授你来吧，机会来了！”王殿儒莫名其妙，机会何在？“原来，那位犹太人找唐先生借钱，说要在美国发展钛金事业。真是无巧不成书，唐先生一听特别高兴，当即向犹太人买下了那台机器，也同时买下来在美国的独家经营权。”

  就这样，唐仲英先生用从中国长城钛金公司进口的机器在芝加哥建立了名为“国家涂层中心”的机构。“如果说要赚取多少利润，那并非是我的全部愿望。以我的技术能在美国建立涂层中心，与美国企业、科学家们同台比试，这更有意义！”

  长城钛金的发展一步步印证着，王殿儒当初响应改革开放的号召，选择离开研究岗位，全身心地致力于推动科技改革，投入全部身家进行创业、技术推广，这条路选对了。在无数磨难之下，他仍然坚持信念，所以，长城钛金在美国推广的偶然性是这种坚持的必然结果。

  目光回到2011年5月的一日，北京长城钛金的生产车间里。高师傅正在生产现场与技术人员组装另一部机组。他是王殿儒得力助手之一。1987年，高师傅高中毕业后，便从河北遵化慕名而来，成为了长城钛金的一员。

  “我在这里已经干了24年了。深深地为王教授所折服。”高师傅说。他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初，长城钛金正处于蒸蒸日上的阶段。工厂总是接到大批量订单，工人们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有一次，我们接到一份大订单，要生产几十台等离子镀膜机。我们没那么多资金采购原材料，于是我们向银行贷款，只要交货给客户后拿到货款，我们就能迅速地把贷款还上。”

  一直以来，长城钛金都是这样运转的。然而，这一批订单却最终无法交付。“马上到了交货的日期了，我们白天黑夜地赶工赶点。可是突然客户说，非常抱歉，我没有办法筹集这笔货款，无力支付。”

  高师傅回忆到，当时工厂里的很多人都着急上火。“大伙都说，有没有钱交付那是客户你的事情，我们采购原材料生产产品也欠着银行大笔资金，总不能让我们兜着吧！”可是，客户那边也愁苦万分了，生意没做成，按照合同定金打了水漂，说不定还得赔一笔违约金。“大家吵来吵去，只有王教授一个人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大家都在等他的一句话。”

  “最后，王教授决定，不追究客户的责任，损失我们自己来消化。有的人心里肯定不服气，凭什么不按合同规定狠狠罚客户一笔钱，错又不在我们这里。但是，工厂里有更多的人为王教授的决定叫好。”高师傅说，“王教授不仅有人情味，更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他对客户都能做到如此，更何况是一直跟着他的人呢？”就这样，高师傅多年来一直跟随王教授。“现在，我们比同行企业的工资要少，有时也有别的企业到我们这里挖人，比如到韩国去安装产品，一个月至少2万元的薪水。但是，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动心。”在长城钛金公司里，还有不少和高师傅一样在此工作了20多年的老员工。长城钛金厂的规模最大曾达到200多人，未税年产值达到5000多万元。

  然而，历经波折创业成功的长城钛金却遭遇了“克隆”之痛。“不少外地的小老板到我们公司来当工人，其实就是来学技术的。”高师傅回忆到，“王教授是一位非常真诚的老师，即便你什么都不会，从零开始，他也可以无私地把技术传授给你。”然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知识产权保护并不完善，不少人将王殿儒的技术带到其他地方，摇身一变成立自己的公司，不仅生产出与长城钛金一样的产品、设备，为了争夺订单，还不断打价格战。

  技术的大量扩散致使中国钛金业不断发展、壮大。然而，在这个过程中，长城钛金的市场不断被仿制者们用低价抢走。“长城钛金成了中国钛金事业发展的黄埔军校。从我这里出去的人一批批地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他们也形成了中国钛金人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一群体的特殊之处在于，中国钛金事业从王殿儒为起始，被后来者模仿、扩散至全中国，之后又走向世界，并逐渐主导了世界的钛金技术发展潮流。

  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

  “在我毕业之际，我的苏联导师将自己的照相机送给我做纪念，他对我说：王，你回国之后做什么？我说，服从组织分派。他说，我劝你，不要搞物理，你的物理和数学知识没那么多，千万别去搞工程，否则很多学到的理论你会忘掉，你应该在理论和工程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

  恩师的忠告王殿儒终身难忘。那么这个“结合点”找到了吗？他不断地思索：我的所作所为经得起叩问吗？年轻时，王殿儒成为令人羡慕的留苏生；回国之后，又被分配到“两弹一星”的研究岗位上。无论从社会地位而言，还是从人生际遇而言，他的前半生都被无数人羡慕；可是，在40岁壮年之际，王殿儒放弃了“铁饭碗”，走上了一条前途未卜的创业之路。

  是的，这一结合点或许在创业之路上，已经被王殿儒找到，并将它用自己的技术和双手呈现为具体形式，造福于民。在王殿儒心中，报效祖国始终谨记。那么，用什么来实现自身的报效之心呢？是安于现状按部就班地搞科研？还是砸破铁饭碗将钛金技术推向民间？事实上，选择后者并没有让王殿儒虚度光阴。在他的推动下，中国钛金技术的发展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钛金技术覆盖中国大地，并由此走向世界。在日本、欧美等国占据领头羊的市场格局中，王殿儒的等离子体镀膜技术撕开裂缝甚至赶超这些技术强国。

  或许，用积累多少财富来衡量成功与否，王殿儒并不一定比其他人赚取了更多的利润与金钱。但是超越物质，他追寻到了来自内心真正的财富。长城钛金开创了中国钛金出口的先河，并将中国从钛金进口国变成了钛金出口国。

  “每每回想我这一生，如果没取得一点成绩的话，我真的没办法面对自己。”王殿儒颇为安慰的是，“现在还算过得去。我本人就这么点专业，在这样的领域里把我自己能做的事情都做了。在国际市场上，现在没有人能再小瞧我。”他曾两次被北京市人事局推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

  2013年，王殿儒将步入人生的第八个10年。对于他而言，为长城钛金找到更强大的合作伙伴是现在的当务之急。进入21世纪以来，长城钛金投入很大力量发展了金属带材连续真空镀膜、大功率电子束技术、纳米银等重要新技术，已是鲜花盛开，必将结出丰硕的果实。长城钛金正在谋划明天。

  有许多当年在中关村同时期创业的科技公司，在时代发展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最终倒下去了，成了铺路的石子。“我们将努力使长城钛金继续传承，希望她将来能成为中关村的一家百年老号。”王殿儒坚定地说。